《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六卷：中古史学界的一朵奇葩
作者: 《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 编
出版社: 中西书局
出版年: 2018-12
定价: 8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
ISBN: 9787547515198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以刊载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为主的研究论文、综述与书评的学术论文集，第六卷主要收录中日中古史学者有关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书评近15篇。是有关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方向一本优秀的论文集。
目录 · · · · · ·
论文
土口史記：秦代的令史与曹
李昭毅：西汉卫尉屯卫制度探研——以未央宫内殿外的屯卫区域、设施与兵力为中心
黄桢：韦华考——南北纷争下的个体生命与家族记忆
窪添慶文：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
会田大輔：北周武帝的禁卫改革——以侍伯、胥附、承御为中心
叶炜：武职与武阶：唐代官僚政治中文武分途问题的一个观察点
研究述评
楯身智志、渡邊将智：日本汉初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动态
孙梓辛：汉代诏书研究述评
冯渝杰：大小传统理论的典范与失范：以汉末政治、宗教运动研究为中心
书评
游逸飞：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
三浦雄城：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
山口正晃：郑雅如《亲恩难报：唐代士人的孝道实践及其体制化》
动态
会田大輔：日本“青年亚洲史论坛”简介
秦代的令史与曹
土口史記
本文对秦代县的令史和曹的性格及汉代的变化进行了讨论。
令史是县令和县丞的秘书官，为县的决策机关“县廷”的一员。在其统制之下担当县的行政实务的，并不是曹，而是各种官啬夫。曹由令史兼任，但在当时的律令和地方官吏名簿中都看不到曹，其存在并没有制度性根据，反映了行政组织尚不发达的状态。据里耶秦简，可知曹出现的场合非常有限。其一是官文书中为明确指定受信者而记“署某曹发（请某曹开封）”。其二是在整理编集会计帐簿和行政报告等时加上“某曹书（簿）”之类的标题。如此，秦县的曹，仅表现为文书传达接收的窗口和文书整理的标题。这就不具备作为组织的实体，仅仅是文书处理的单位。
但汉代中期以降，曹开始作为行政组织发达起来。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曹的固有官员掾、史。同时，曹夺取了“官”曾经担当的行政实务的权限，由此获得了作为行政组织的实质。
本文原题《秦代の令史と曹》，刊《東方學報》（京都）90（2015年12月）。此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石洋副研究员翻译。
前言
一、令史与县廷内列曹
（一）秦县的属吏组织
（二）由令史充任的县廷内列曹
二、曹的不均衡分布
（一）汉代的公府曹与秦代的曹
（二）曹不见于律文
（三）曹不见于吏员簿
三、曹的地位
（一）被指定的开封者
（二）文书整理的标题
（三）令史对文书事务的参与
四、向汉代展开
（一）郡县列曹形成的前提
（二）列曹掾、史的出现
结语
西汉卫尉屯卫制度探研
——以未央宫内殿外的屯卫区域、设施与兵力为中心
李昭毅
西汉卫尉乃是以保障皇帝居处安全为主要任务的中央官府，相关研究多是在公卿体制或南北军制的脉络下展开，因两者缺少交集和对话，很难勾勒出卫尉的组织和制度特色。笔者昔论卫尉并置令长和屯卫两类属官，乃其异于他卿与征伐军的组织特色，而本文则由空间视角考察屯卫制度，以彰显卫尉作为中央常备军的制度特色。
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禁卫三卿间采区域门户内外联防的分工模式。卫尉主司未央宫内殿外，屯卫区域或设施可分为门户和垣墙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司马）门内、东北两阙、掖门内和殿门外侧，后者包括宫垣周边地面、垣顶及其上之以门楼和角楼为代表的城防设施。而卫士便是由部曲两级军官卫司马、卫候统率，于这些屯卫据点执行警卫任务，落实宫禁法规，确保皇帝居处安全。
然因可考屯卫据点的重要性不可等量齐观，各据点在空间几何上也不完全对称，部曲编建方式自然未必一致，“卫尉八屯”与“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不过，仍可据二十二官与军队编建常制推估出未央宫日常建制兵力约在3000～3600人之间，且可由屯卫部曲编建的组合情况看出兵力部署并非完全均质化。
总之，结合考古数据与空间视角的军制史研究仍有发展潜力，值得关注。
一、前言
二、宫门设置、使用概况与屯卫制度
三、宫垣形制、城防设施与屯卫制度
四、未央宫卫士建制兵力蠡测
五、结语
韦华考
——南北纷争下的个体生命与家族记忆
黄桢
【提要】
本文围绕韦华的双重身份展开，其一是两晋间历史的参与者，其二在家族记忆中作为祖先存在。
韦华出自京兆韦氏，在永嘉之后的动乱中，他辗转于南北之间，先后加入前秦、后秦、东晋、夏等多个政权。韦华的个人命运丰富了东晋十六国史的细节，也为探寻中古前期士族势力与政治进程的互动开辟了新窗口。
因韦华累仕“伪朝”，流寓襄阳的韦氏子孙在家族史叙述里极力淡化其身影，由此可以观察“晚渡北人”在南朝社会中的挣扎与调适。隋唐时代，韦华以西晋或刘宋官员的面貌，重新出现在家族记忆中。该现象反映了唐人关于魏晋以来历史的认识，同时可以加深我们对唐代士族文化的理解。通过对韦氏的个案研究，本文指出祖先形象同世系、郡望一样，是家族记忆中十分重要且易受改动的部分。
【结语】
上文的讨论围绕两个韦华展开，一个是两晋历史的参与者，另一个是家族记忆中的祖先，并且梳理了两者在数百年间的冲突与互动。关于家族记忆，王明珂先生曾以家庭照片的排列为喻，说明外部环境对于它的影响：“借着这些家庭照片，一家人能够经常重复一些共同记忆，以维系家庭的凝聚。（中略）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照片簿中各照片的位置经常被调整。（中略）随着家庭的发展及外在环境的转变，家庭成员以重排家庭照片来重新诠释人物与事件的重要性。”反过来，照片的布局、色彩等种种变化，亦能成为我们解读家族处境的线索。
韦氏家族对韦华的叙述，正如同不断重排家庭照片的过程。透过他的淡化与重现，韦华子孙正在经历的时代也清晰起来。另外，考辩家世源流一直是士族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就事论事的考证转向了对谱系构造与身份认同的检讨，尤其在发掘世系、郡望的建构过程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方面创获颇多 。
本文通过对韦华的个案研究，指出祖先的形象（身份、行迹）同世系和郡望一样，是家族记忆中十分重要且易受改动的部分。希望将来的探索，能为中古士族研究增添新的维度。
北魏后期的门阀制
——起家官与姓族分定
窪添慶文
在孝文帝的改革中，汉族门第被分为“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除宗室以外的胡族门第则被分为“八姓、姓、族”。同时也制定了根据不同门第得以起家的官品标准。“膏粱、华腴”和“甲乙姓”以及“八姓”和“姓”姓的子弟以正七品范围起家，“丙丁姓”和“族”姓的子弟以从七品起家。另一方面，孝文帝改革后的官僚迁转，是基于“阶”以极为系统性的方式来运行的。可以认为，在同一年龄以同一官品起家者，在若干年后也会到达大致相同官品的官职。这样的制度及其运营导致了门阀制。
但孝文帝打造的并非是单纯的门阀制。起家基本是在正从七品的框架内进行的，范围相对较小。通过特别升进，起家时的官品差有可能被解消，甚至是逆转。根据同时制定的考课制度进行的黜陟，就具有抑制门阀制的意义。
孝文帝通过姓族分定为北魏引入了门阀制，但在门阀主义的外表中包含了贤才主义的内容。
本文收入窪添慶文《墓誌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汲古书院，2017年）为第II部第5章。此次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译为中文，略有修订。
前言
一、宗室的起家官
（一）起家官之差产生的原因（i）
（二）起家官之差产生的原因（ii）
（三）宗室起家与年龄
（四）小结
二、宗室以外的起家官
（一）特别的起家官
（二）通常的起家官
（三）一族之内起家官的差异
（四）小结
三、起家之后
（一）宗室的场合
（二）宗室以外的场合
（三）小结
四、姓族分定与北魏后期的门阀制
（一）姓族分定
（二）姓族分定与起家官
（三）孝文帝的门阀观
（四）小结
结语
北周武帝的禁卫改革
——以侍伯、胥附、承御为中心
会田大輔
北周武帝统一华北的过程已有详细的研究，而关于武帝的军事性基础，虽然有从府兵制改革等观点来讨论，但具体的情况还有讨论的余地。本文将在详细讨论北周武帝禁卫改革的基础之上，明确其新设立的侍伯、胥附、承御等禁卫官在实现华北统一中扮演的角色。
建德元年（572），武帝开始亲政后，为了构建起皇帝专权制度，进行了禁卫改革，设置了宫伯、司武、司卫等不依据《周礼》的新禁卫官。其中尤其侍伯、胥附、承御具备了一部分侍卫的要素，作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需要特别关注。
以统一华北为目标的武帝由于没有实战经验，于是通过讲武、大射、校猎以及和将领们讨论兵法等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强化了自己和将士之间的关系。
建德四年到五年（575-576）武帝开始进攻北齐。侍伯、胥附、承御等禁卫随武帝亲征，十分活跃。侍伯、胥附还离开武帝身边，以别动队的身份参加了军事行动。当时禁卫所率领的士兵可能属于二十四军，存在着武帝由此推进二十四军禁卫化的可能性。新设立的禁卫成为了武帝的左膀右臂支撑着亲征事业，对华北的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
本文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晏梓郁翻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李煜东校对。
前言
一、北周武帝的禁卫改革
（一）北周的禁卫概要
（二）武帝的禁卫改革
二、侍伯、胥附、承御的职掌和就任者
（一）设置时期与设置官制
（二）职掌
（三）就任者的倾向
三、统一华北与禁卫
（一）武帝亲政时期的军事准备
（二）武帝进攻北齐与禁卫
结语
武职与武阶：唐代官僚政治中文武分途问题的一个观察点
叶炜
唐代前期，文职、武职之间有明确的区分，而安史之乱以后，制度上哪些职位属于武职，变得模糊了。唐前期，文武阶若品级相仿、其俸禄亦相近，武职与武阶配合紧密；而安史之乱以后，文武之间的俸禄差距扩大，而且大量的武职官以文散为阶，他们甚至以从一品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正二品文散官特进为其最高荣誉。以上变化，在安史乱后至宣宗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唐代武职官获得文阶、甚至文职，或是调动其积极性的一种激励，或是文武差距加大后的些许补偿。在此现象的背后，是唐后期社会观念中对文武出身、资质差异的强调与制度上文、武差距的扩大；同时这也是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文武职类区分，向以出身、资质为核心的身份区分发展。